一九五零年二月二十七号的深夜，台北新生南路那边气氛不对了，保密局的人拿着一张**“吴石、朱枫交通图”**，分了四路就摸进去了，带头的是侦防组组长谷正文，他手里那张逮捕令是台北卫戍司令部发的，编号是“（39）捕字第○一三号”，事由写得很直接，涉嫌通敌，档案里说，谷正文拿到那张图纸，也就是行动前一个钟头的事，他之前跟吴石根本没见过面。

吴石人被押到西宁南路的保密局招待所，凌晨一点四十就开始第一次问话，那份笔录现在还躺在“国史馆”的《吴石案》卷B面，纸上就三行字，姓名，年龄，籍贯，可到了“犯罪事实”那一栏，吴石就是不签字，谷正文后来在他那本《白色恐怖秘密档案》回忆录里也认了，他确实提到了**“家属安全”这几个字，但他又强调“并未对王碧奎女士动刑”**，这个说法跟一九五零年三月《中央日报》上那条“吴石妻王碧奎移送军法局”的短消息能对上，报纸上只说“侦讯中”，没提什么伤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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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月二号，保密局就把吴石转到了广州街的陆军招待所，跟朱枫、陈宝仓关在一个院子里，但是隔离开的，检方手里的核心证据，根据《国防部军法局审判记录》来看，主要就三样，一个是吴石亲手批的**“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作战要图副本”，一个是吴石副官聂曦的供词，指认说是“长官亲口嘱转交上海来人”，还有一个是在吴家搜出来的，没烧干净的“海东青计划”**手抄摘要，这三样东西都附在判决书正本后面，一九五零年五月十号就装订成册了，现在放在台北的“档案管理局”。

谷正文在他的回忆录里，只承认自己负责“前期侦察与逮捕”，军法审判的事他不认，但判决书上写着，他作为“证人”出过一次庭，就是说明了一下逮捕的经过，没对情报内容说什么，五月三十号，军法局合议庭就用**“连续泄露军机”**的罪名，判了吴石、陈宝仓、朱枫、聂曦四个人死刑，判决书的字号是“（39）审字第三七号”，六月十号一大早，四个人就被宪兵第十九团押去了马场町，行刑记录上写着，枪决是上午七点整完成的，监刑官是军法局的上校审判官蒋士云。

外面传的那些“吴石临刑求饶”或者“谷正文递烟”的细节，官方记录里一个字都找不到，谷正文自己晚年接受口述采访时承认，他那天确实在场，但是**“站在五十公尺外土堤”，他还说“吴石未发一言”**，这段口述收在两千年台北的《传记文学》里，编辑还特地注明，这只是个人回忆，跟官方记录可能不一样，吴石的遗体后来由台北市政府葬在了六张犁公墓，编号37，起初连个碑都没有，到一九五一年才补立了一块石碑，现在那个地方成了“白色恐怖纪念园区”的一部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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